故事的主角,是一家总部远在南方珠海,名叫瑞德青春的公司,以及它的老板庄某某和一众员工。
其他二十来号人,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都领到了各自的刑期和罚单。整整齐齐,一个没落下。
辩护律师之一的韩冰律师,当晚就忍不住给主审法官宁伟去了个电话。问他这日子挑的,是不是有点太讲究了?想让大家放假都放不安生?
韩律师感慨:法律也没规定法官要有良心呢。十天是上诉期,放三天假,律师没法会见被告讨论判决。这不是变相压缩上诉期?
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深度调查记者,也在社会化媒体上发了条信息,评价这宣判时机:
是啊,一场耗时48个开庭日,横跨夏秋冬三季的大战,就这样,在一个如此聪明的节点,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但这只是判决书上的结局。关于郑州的这段记忆,尤其是那些闪烁着黑色幽默光芒的片段,才起步在圈子里低语流传。
瑞德青春公司,做大健康生意的,据说做得风生水起。老板庄某某,是山东人,从美容行业起家,打拼二十年,旗下母公司莎蔓莉莎在全国有几千家门店,解决了几万农村女性的就业,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商业传奇。
警察跨越千里,目标明确。老板庄某某,连同高管、员工,一共25人,被一网打尽:
行动效率高得不像话。据说,起因仅仅是一位王平女士的报案。报案内容,是被瑞德青春骗了钱。
一个人的报案,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指控25人、涉及全国多地、号称有6132名被害人、涉案金额高达13.5亿的集团诈骗案。
就像看一部剪辑混乱的电影,你知道开头,也看到了结尾,但中间的情节,充满了省略号和问号。
律师们在法庭上反复追问,你们立的案明明是王平被诈骗案,现在审的这个庄某某等25人诈骗案:
但钱,是实打实地冻住了。公安机关动作迅猛,老板庄某某名下291张个人银行卡,加上公司账户里的钱,总共冻结了多少呢:
指控骗了13.5亿,冻结了近18.7亿。这多出来的5个多亿,像一个沉默的数字,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法庭内外的人们吵吵嚷嚷。它的身份和未来,无人提及。
如此手笔,如此战果,自然引来了江湖侧目。大家给这种执法行为起了个形象的名字:
后来在法庭辩论环节,辩护律师朱明勇,就把这词儿端上了台面。他说,这就是典型的逐利性执法。尤其是在全国经济下行,中央三令五申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大背景下,河南跑到广东去抓人、冻钱,动机值得玩味。
河南新乡的公安,其实比郑州警方更早接触过这个案子的所谓被害人,还做了笔录。
公诉人听了远洋捕捞这词儿很不高兴,当场反驳,质疑这词儿的出处,质疑新闻媒体报道是不是别有用心?还强调说:
你要问,啥叫“远洋捕捞”:就是有的地方,跑到自己地盘外面,把人家的企业抓回来,通过刑事手段,变成自己碗里的罚没收入。
酒店一楼大堂,往左拐,走过几间挂着“请勿打扰”牌子的普通客房,你会看到一扇门:
推开它,你就穿越了。里面是另一个世界。十几个经过特殊改造的房间,外加两间公安值班室。
每个房门口,都有辅警24小时站岗。院子里,还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应对各种可能的身体不适。值班室,更是24小时都有两名民警值守,时刻准备处理突发状况。
具体表现就是,几十号从各处抽调来的民警、辅警,在同一个院子里共事数月,居然在后面的出庭作证时,坦言:
于是,在2022年的那个夏天,一百多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和几十位沉默寡言的管理人员,就在这青龙山庄里,共同度过了一段格外安宁、静谧、基本上没有任何多余声音的时光。
后来,在压抑了近两年之后,在郑州中院的法庭上,从被告人那些泣不成声的控诉和辩护律师们一次次执着的追问中,青龙山庄的B面,那个被小心翼翼折叠起来、不见天日的世界,才一点点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饭?经常是半饥半饱的状态。有人说,体重就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掉,二三十斤,那是普遍现象。
如果说这些只是物质条件的极端匮乏,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某个特殊年代,那接下来的描述,就有点挑战现代文明的底线了: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白天黑夜。吃饭的时候戴着,手腕别扭。睡觉的时候戴着,硌得慌。上厕所的时候也戴着,极不方便。
就这样,还戴了好几天。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哭着喊着,反复哀求,看管人员才大发慈悲,给她们解开了脚镣。
为了最好能够降低这种集体折磨,也为自己少受那份罪,很多人从下午开始,就不敢再喝一口水。渴了就忍着。晚上尽量少上厕所,或者干脆就不上:
所以,寂静的深夜里,青龙山庄并不总是静悄悄。B面世界里,充斥着铁链的撞击声,和被压抑到极致的低低的哭泣声,偶尔还会夹杂着几声绝望的喊叫。
一位60多岁的女医生,本来身体硬朗,退休后发挥余热,被此公司聘用。她说在青龙山庄那一段时间,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体重从103斤直线多斤,身上还被不知名的虫子咬得长满了水泡,奇痒无比,两条腿也肿得像发面馒头,又疼又痒,但根本没人给她看病,更别说给药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婚女孩,长得挺清秀。她说有一次,一个负责看管的男性工作人员,一边装模作样地讯问她,一边竟然伸出手,轻轻摸着她的脸颊,语气轻佻地说:
“那感觉,生不如死”。他说,因为长期戴着沉重的镣铐,他的衣袖、裤子都被磨得破破烂烂。等到终于熬过了105天,要从青龙山庄转往看守所的时候,脚上的那副镣铐因为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可能是上厕所沾水)加上汗液侵蚀,已经锈得跟长在肉里一样,用钥匙根本打不开了:
最后,去了消防站,才把那副象征着屈辱和痛苦的脚镣,从他脚踝上,一点一点地锯了下来。
听完这些来自B面的血泪控诉,一向以温和、理性、儒雅形象示人的法学教授、辩护律师徐昕,也忍不住在法庭上用无比坚定的语气,给青龙山庄下了个定义:
你们在青龙山庄值班时,看到嫌疑人戴手铐脚镣了吗?是不是一天24小时都戴着?你们给他们做体检或者他们出来放风(虽然据说没有放风)时,留意过他们手腕、脚踝有没有伤痕、血迹或者异常的肿胀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在值班室或者走廊巡逻时,听到过从房间里传出来的铁链拖地的声音,或者哭喊、求救的声音吗?值班室里的监控显示屏,到底能不能清晰地看到每个房间里的详细情况?比如嫌疑人是躺着还是坐着?有没有被捆绑?
值班室里,那块据说可以无死角覆盖所有房间的监控显示屏,就在床铺的正对面,唾手可得。
所有可能涉及镣铐、伤痕、哭喊、监控画面的记忆神经元,都被暂时或永久地麻痹了。只留下那个A面世界的美好图景:
嫌疑人生活规律,情绪稳定,管理规范,伙食良好,甚至还觉得席梦思床垫太软。
听着这些近乎敷衍的回答,徐昕律师脸上露出了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他看着其中一位反复强调没印象的民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一些细节,也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国家机密吧?你回忆起来一两件:
那位民警像是被踩了尾巴,立刻条件反射般地挺直了身体,眼神里充满了被误解的委屈和急于表白的真诚:
另一位辩护人,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涌教授,试图搞清楚一位看护民警在青龙山庄那24小时值班期间,到底履行了哪些具体职责。
一份当时(2024年9月初)网上还根本检索不到的,刚刚才生效几天的,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五家联合发布的《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
我们为什么不能发问?!打人的人就在旁边,我们连问一句话都不行吗?!我们难道没有人权了吗?!
回答她的,是审判长更加严厉的呵斥,以及法警迅速上前,将她强行请出了法庭。
讽刺的是,就在法庭上严格限制被告人发言权的同时,法庭之外,检察官们的沟通却显得异常活跃和自由。
谈话的内容,据律师指控,包括但不限于:打探其他未认罪被告人的情况和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暗示甚至明示她们,要想获得从轻处理,就必须配合检方,书写认罪认罚和请求减轻处罚的申请;诱导她们做出对庄某某等主要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法庭上高悬的国徽,和法官袍上代表公正的天平图案,都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自在了。
刚才那位被告人,敢当庭指着你,对天发誓说你打过他。那你,敢不敢看着他的眼睛,也对天发誓,说你绝对没有碰过他一根手指头?……
话音未落,审判长就像踩了电门一样,立刻警觉地打断了他。法庭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和古怪。
如果说人证的记忆会模糊,当事人的声音会被压制,誓言的约束力不被法庭认可,那么,那些冰冷的、客观的、记录下一切的物证呢?
领导没通知要录、我自己觉得这案子不算特别重大、我们那个讯问室设备好像坏了、主要是疫情期间条件不允许人手也不够、法律好像没强制规定必须录。
侦查员已将各嫌疑犯庄某一、庄某二、纪某、卢某某……等14人的讯问同步录下声音和影像刻盘,并就其他暂未找到录像的情况作出了说明。
那份《情况说明》,我们回去核实了一下,上面没有加盖我们公安局的正式公章。所以,那只是一份内部讨论的草稿,不能作为证据,也不能证明确实存在这14份录像。
就这样,14份可能记录了讯问真相、可能洗刷冤屈、也可能坐实罪名的关键录像光盘,因为一个“没盖章”的理由,被打入了“草稿”的冷宫,从此消失于无形。
在目前青龙山庄原先安装过监控的监视居住房间已经全部恢复成原始的宾馆布局,原始监控视频因时间久远已覆盖,无法调取。
很不巧,存放在某处的这些重要的记录本、台账、单据,都没能幸免于难,全被雨水给浸泡了。纸张湿透,字迹模糊,成了一堆纸浆。
工作人员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湿漉漉的本子、单据,一本本、一张张地摊开,放在通风处晾晒。
而那些可能记录了真相的录像带、硬盘、纸张,则早已在“草稿”、“覆盖”、“水泡”、“火烧”的命运交响曲中,魂归尘土。了无痕迹。
这案子,从根子上,就带着一种浓浓的“我是谁?谁是我?你又是谁?”的存在主义哲学气息。
这多出来的6131个被害人,是从哪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像孙悟空拔了根猴毛,吹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被害人大军。起诉书里对此语焉不详,仿佛这是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半夜,凌晨0点20分,辩护律师助理的酒店房间。一位据说是检察官助理的工作人员。几百页厚厚的纸,据说是那份传说中的被害人名单。
没有正式的文件抬头和名称。没有加盖检察院的任何公章或确认章。甚至连个送达回证都没有签,放下就走。
再定睛一看名单内容,更是让人怀疑人生,怀疑打印机是不是中了病毒,或者录入人员是不是刚参加完一场激烈的酒局。
一张卡,也能成为诈骗案的受害者?这想象力,已经突破了法律的边界,进入了奇幻文学的范畴,堪称法治史上的里程碑式创新:
退休法官,成了自己曾经挥洒青春和汗水的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但这已经足够让辩护律师们警惕起来了。同事审同事,哪怕是退休多年的前同事,这在司法实践中可是大忌讳,极易引发公众对审判公正性的质疑。
2784人说“我没被骗”,这一个数字,占了公诉方认定被害人总数的将近一半。
正因为你被骗了,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被骗了。即使客户自己觉得有疗效,那也是被蒙蔽了,是安慰剂效应。
这笔钱的性质和归属,成了控辩双方争夺的另一个主战场。公诉方的说法几经变化,从最初暗示超出部分是合法收入,到后来强调与诈骗所得高度混同,难以分割。他们提出的处理方案是,先用这笔钱退赔(可能并不存在的)6132位被害人13.5亿,剩下的钱再执行财产刑(比如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若还有结余,再考虑返还:
韩冰律师掰着指头算账:公司是庄老板姐妹俩的,但钱的来源复杂得很,有老美容院赚的,有医美赚的,有大健康收的预付款,怎么能都算老板个人的?加盟店的保证金是人家的,怎么能动?搞大健康项目花了多少钱?买仪器、租场地、发工资、请专家、包客户机票酒店,审计显示光两个账户支出就11个亿,这些成本不算吗?老本行美容医美没被控告犯罪,那块的合法收入和资产凭什么也冻着?
王涌教授更直接,说公诉方之所以要模糊财产界限,就是想给他们大规模冻结资产的行为找个台阶下:
老板庄某某在最后陈述时,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抛了出来,语气里满是悲愤——我2004年就开公司了,2018年才搞这个大健康,难道你们连账都分不清吗?……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合法钱,就这么被你们冻着。检察院量刑建议判我无期,没收全部财产:
郑州中院的这场庭审,像一部超长篇幅的现实主义魔幻剧,演了48天,横跨了郑州的夏天、秋天和冬天。
最后的法庭辩论环节,是双方火力全开的总决战。辩护天团的律师们,几乎把之前几个月庭审中所有的疑点、槽点、雷点,又重新梳理、打包、论证了一遍。程序上的问题,在他们看来:
没立案就抓人起诉,没管辖权硬要管,该回避的不回避,开庭的基本程序都不合法,名单没送达,被告成被害人,涉外被无视,当事人缺席,还有青龙山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和系统性的证据灭失……这简直是在用行动诠释什么叫:
实体上的指控,在他们看来,更是空中楼阁:核心的虚构事实不成立,仪器名称功效来自供应商,经营管理是常态,仪器的功效到底有没有,公诉方自己都说不清拒绝鉴定,所谓的6132名被害人大多查无此人或明确否认,被告人主观上更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有退款,有投入,想长远发展,也不能因为一个新项目受挫就把整个集团打成诈骗犯。
徐昕教授最后还给办案人员敲了敲警钟,提醒他们别忘了司法责任终身追究制,并再次放话,如果真敢按公诉人建议的重判(当时是无期),那真正的中原大战,才刚拉开帷幕。他要斗争的对象,是:
现在,一审的判决下来了。十三年,十一年……罚金两千万,三百万……没有无期,没有拿走18亿,但足以让一个企业家和她的企业元气大伤。
靴子算是落了地。但砸在地上的声音,似乎并没有带来尘埃落定的平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回响和争议。被告们当庭表示上诉,律师们在社会化媒体上继续发声质疑判决的理据和程序问题,记者们则对那个聪明的宣判时机津津乐道,认为其中大有深意。
青龙山庄的铁链声,似乎还在郑州的上空若隐若现,提醒着人们B面世界的存在。法庭上那些集体记不清的表情包,在法律人的朋友圈里流传,成为司法奇观。消失的录像带,被水与火联手超度的记录本,还在无声地诉说着证据湮灭的故事。薛定谔的6132位被害人,他们的真实想法和遭遇,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谜,一个服务于判决书需要的数字。以及,那笔巨大的,超过18亿的资金,最终将流向何方,滋润哪片土地?会不会有一部分,真的如公诉人所愿,用于退赔那些可能并不存在的被害人?
十三年,两千万,数字挺硬,但显然没把所有人都砸服帖。上诉的声音,比判决书更早一步冲出了法庭。
希望?它不在于虚无缥缈的“明天会更好”,那太空洞。它或许就藏在那些不甘心的追问里,藏在每一个律师不肯放弃的细节里。它可能微弱,甚至暂时看不到扭转乾坤的力量,但它提醒我们:
只要还有人不肯假装一切正常,这戏,就还没唱完。 就像黑夜里走路,你未必能立马找到灯,但总得有人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不放过任何一点可能的微光或异响。这不认命的劲头,大概就是此刻我们唯一能紧紧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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